周树人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希望在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极强烈地刺激了他，使他毅然决定告别仙台放弃医学。

在霉菌学课堂上，中川教授给学生们讲课，常常利用影片演示细菌的形状和结构。一天，在一节课的内容讲完之后，还没到下课时间，于是，他便给学生们加放一段时事片。时值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他便放一部日本战胜俄国的片子。然而，这次影片上却出现了中国人。影片中，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绑赴刑场，要枪毙了，一群中国人走过来围观。这些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对同胞遇害竟然无动于衷。

“万岁！”日本学生们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每看一部片子都是有的，但是今天，周树人听来，这一声欢呼特别刺耳，就像一支箭刺入他的心！这时，那个写匿名信的学生会干事趁机讥讽道“只要看看中国人这副样子，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在这间令人窒息的教室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周树人怀着满腔痛苦、悲愤与怒火走出了教室。

几天来，周树人坐卧不安，那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一声刺人心肺的欢呼声不停地响在他的耳畔。这一次，他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他反反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国，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愚昧麻木？“日本爱国学生”的歧视，中国同胞的被残杀和麻木，这一系列的残酷现实，使他深深地感到医学只能救治人们的身体，而救治不了人们的精神；要拯救自己的祖国，首先要救治人们的精神，唤醒沉睡麻木的人们。因此，医学救国的道路不通，周树人决定弃医从文，以文艺为武器唤醒中国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国。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周树人找到藤野先生，告诉先生自己决定不再学医，将要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藤野先生听了，脸上呈现出悲哀的表情，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还是有用的。”周树人看到先生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其实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先生叹息说。

周树人要离开仙台了。临行前，藤野先生请他到自己家里，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了两个字“惜别”。先生希望他也送一张照片，可惜当时他没有照片。先生便嘱咐他将来照了照片寄来，并要常写信谈谈日后的情况。

周树人从此与医学告辞了。周树人离开了藤野先生，但是，藤野先生给他改正过的那些讲义，他把它们订成三个厚本收藏着，本打算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在一次迁居时一个书箱毁坏，那些讲义连同半箱书都遗失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杳无音信。但那张藤野先生“惜别”的照片，一直挂在周树人的书桌对面的墙上。后来，在同反动派激烈斗争的日子里，“只有他（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这是后话。

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周树人从仙台回到了东京。他走出车站，乘车直奔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找他的好友许寿裳。

“寿裳，我退学了！”周树人像宣告一项重要消息似的说。

“什么？你退学了？”许寿裳惊诧地看着周树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是的，再不要学什么医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