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能够与此时为右相的苏轼相互倚撑，不出一两年，便可身入两府，再来历练几年，那就是妥妥的未来宰相人选。

但是若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多走上好几年的弯路不说，但凡有个未来的党争派别之见，也是有可能从此一步错位，最终便被排斥出局。

章惇向来清醒无比的思维此时难得地陷入了停顿，他喃喃地说道：“徐之你这又是何必呢？”

“息党争！正国是！外御狄虏以拓边疆，内修朝纲经强民生！这些事情不是何必、而是太有必要了！”秦刚坚定无比地郑重表态，的语调渐渐有点激昂：“坡公于此时寻求复出，并不愿看到再起党同伐异之势，再让久已平静的朝堂重新陷入到清算报复的旧日漩涡之中。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又岂能让国是之重，陷于个人恩怨之泥淖之中呢？”

所谓国是，俗人偶会误读为国事，就是读得小之又小了！

国是者，国家政策方略之总则。大宋皇朝，自绍圣以来的国是，自然便是恢复了当年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定下的“维新图强、富国强兵”的大略。

正是这样的国是，与保守派所遵循的“韬光养晦、轻赋息兵”针锋相对，所以这才引发两党不惜生死的搏杀：很简单，国是既定，反对或不遵守的一方，便成国贼，人人皆可诛之。即使是在大宋的宽容式的政治斗争中，也免不了被远徙岒南恶地、身死他乡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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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刚抛出来的最大善意就是：苏轼的出相，不会涉及当前国是的否定变更，这既是从另一个方向消除了党争的弊端，更是对章惇进行最大程度的示好。

为何要向章惇示好？这是因为章惇既是当前新党名义上的领袖，同时他与其他一帮或是钻营谋私、打击政敌的宰执所不同，却是大宋朝廷中少有的治事之臣，而且是能臣！

这也是秦刚与苏轼所取得的共识。

“坡公常道章相乃是一代异人，功名将相，不在话下。朝政有章相，何虑召门人弟子来滥竽充数。而秦刚不入中枢，却有私心不敢隐瞒：拓海谋疆，兴贸增税，上安陛下之愿，下慰黎民之心，此事没有个三年五载，也是难有成就，所以却也容不得觊觎两府之心啊！”秦刚更是以轻松的语气，化解了横在章惇心中的最后一大疑问。

“哈哈！徐之你是过谦了。”章惇的脸上也露出了今天难得的微笑，“以你的功绩与才干，老夫早有谏议，要招你入枢重用。但还是陛下惜才，唯恐反有捧杀之害，却不曾想徐之在外放时，犹为国之栋梁。尔之心意我已明白，不入两府之事，当不得真，当不得真。”

其实章惇是不明白历史的大势，以他现在的认知来看，赵煦正值壮年，虽然身体不佳，但毕竟有着当今最好的医疗条件，只能能像神宗那样再活个十几年，总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此时皇子已诞，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

而对于苏轼，要是继续留在岒南那是另说，但如今北返，宋时宰执多有长寿，从文彦博到富弼，还有至今在菱川书院的苏颂，都有七十多岁的高寿。即使再有政治风波的变动，他觉得自己与苏轼的这个左右相，稳定个五六年还是有可能的。

而五年之后，秦刚将步入而立之年，累以这几年的功绩，恐怕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在那个时候步入两府的步伐。所以，他还不如自己说句漂亮话，送个顺水人情罢了。

但是，秦刚今天与章惇所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他的超前历史眼光与苏轼丰富广博的政治敏感共同推导出来的严密计划。

包括承诺苏门弟子不入朝为官，既有当前流求的发展根本就离不开秦观等人的原因，更有他向苏轼描绘过了自己希望能够自下而上，从乡村的乡约自治开始，逐步撼动并改变大宋积弊多年的政局朝局的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