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0日，瞿秋白第二次到鲁迅家来避难。

2月17日，鲁迅接到蔡元培的一封信，邀请他到宋庆龄处赴宴。午后，鲁迅乘车来到宋庆龄寓所。原来是，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访问，宋庆龄举行欢迎仪式设宴款待。宴会同席的还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等。萧伯纳是这次宴会的佳宾，大家的谈话自然是以他为中心，鲁迅没有机会和他单独交谈。这位英国老人正直而不失风趣，给鲁迅留下很好的印象。

傍晚，鲁迅回到家里。瞿秋白夫妇饶有兴致地让鲁迅讲一讲宴会情况，于是，鲁迅便将当时的情况讲述了一遍。接下来，鲁迅和瞿秋白就萧伯纳的来访各抒己见。在交谈中，两人都觉得，像萧伯纳这样的人物到中国来，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中国新闻媒介报导动作实在太慢，各个报刊由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对萧伯纳的介绍描绘不仅各不相同，而且与事实真相相去太远甚至大相径庭。

鲁迅和瞿秋白商量，最好是把当天各种报刊对萧伯纳的捧与骂、冷与热，表现出各派政治势力的思想态度的文章都剪下来，编辑成一本书，使人民群众对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好坏廻异的真实面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可以对报刊出版业有一个刺激。说到这里，鲁迅夫妇和瞿秋白夫妇四人都来了兴趣，说干就干。于是，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将各大小报摊都细细地搜罗一遍，把当天的各种报刊尽可能都搜集来。

鲁迅和瞿秋白交换了意见，把所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然后，许广平和杨之华一起动手，把圈定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剪下来，最后，鲁迅和瞿秋白又把这些文章加以编辑，安排妥当之后，鲁迅还挥毫写了一篇序。很快，一本署名乐雯的《萧伯纳在上海》的书由野草书屋出版，出现在市面上。这本书从编辑、排版、校对，以至成书，都体现了一个惊人的“快”字，表现出革命者那种战斗精神，也体现出两对战友的可贵的友谊。

《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既是瞿秋白在鲁迅家第二次避难的一份纪念品，又给瞿秋白带来一点稿费收入，作为生活上的一点补贴。瞿秋白身患有肺病，在白色恐怖下做革命工作，过着东奔西跑的生活，经济上十分困难，却不肯接受鲁迅的资助。这本书的稿费，在鲁迅夫妇的劝说下，瞿秋白总算收下了。让他收下这笔稿费，帮助战友度过难关和困境，尽了战友的一份微薄之力，鲁迅夫妇心里也得到一点安慰。

到2月底，瞿秋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又走了。瞿秋白同志担任着中共重要职务，敌人始终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断追踪搜捕。形势紧迫，瞿秋白夫妇搬了好几次家，而每次搬家都要散失很多书籍物品，连鲁迅送给瞿秋白的一些书和许广平送给杨之华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仓促搬家时丢失了。但是，瞿秋白和杨之华两位革命者，没有被恶劣的斗争环境所困倒，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始终非常旺盛饱满。

然而，鲁迅夫妇却一直在为瞿秋白夫妇担忧焦急。为了让瞿秋白夫妇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活环境，鲁迅多次到外边去为他们找住房。经过三番五次的“看屋”，在内山完造夫妇的帮助下，终于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东照里找到一处住房。这里是日本人住的一套房子，他们将这套住房的亭子间分出租给了鲁迅。不过也好，住在这里比住在中国人中间要好得多，这里不会经常有人问长问短、看家底查职业的。

3月6日，瞿秋白夫妇搬到了东照里。下午，鲁迅到他们的新居祝贺乔迁之喜，还带一盆堇花赠送给杨之华，以表示对他们乔迁新居的祝贺。他们的新居和鲁迅的寓所同在北四川路底，相距不远，两家从此便经常来往，一些日常生活需要方面的事，许广平便欣然代劳。待到他们的新居布置好以后，鲁迅书写了一幅对联赠送给瞿秋白。对联上书写的是清代何瓦琴的两句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