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国民党任职的反动文人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傅彦长等提倡的反动文学，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左联”成立后，他们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文艺月刊》、《开展月刊》、《现代文学评论》，假借“民族主义”之名，鼓吹法西斯文艺之实，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叫嚣什么“阶级意识在中国，可以说，是陷民族于灭亡的窅井”，以抽象的“民族意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从而达到其反苏、效忠国民党反动派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之目的。针对他们的险恶用心，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等文章，揭露“民族主义文学”者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鲁迅还以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为例，批判了他们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的反人民的卑劣行径，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所谓“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卖国主义的丑恶真面目。

“反写实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月派”人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等倡导的。他们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公开反革命，在文学上配合反革命文化“围剿”，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标榜所谓“健康”和“尊严”，强调所谓“纪律”和“规范”。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过是在替国民党反动派“维持治安”，尽着“刽子手皂隶”的“任务”。“新月派”还大肆攻击“左联”革命文艺运动，共产的刊物《战线》首先发表文章给予反击，指出他们这是“屈服在统治者权威之下的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叫嚣。创造社的彭康写了《什么是“健康”和“尊严”？》，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也给予“新月派”以有力的打击。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中，以严密的逻辑、雄辩的事实和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新月派”政治上的反动及其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荒谬。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对资产阶级文学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

“自由人”胡秋原发表文章《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号，主张“文艺自由论”，攻击无产阶级“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生机”，宣扬政治“勿侵略文艺”，反对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第三种人”苏汶发表文章《“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宣扬“文艺自由”，攻击左联文艺使作家“不得不搁起了笔”，标榜“永久”的“第三种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称居于国民党反动派与左联文学阵营之间，假借批判“民族主义文学”之名，宣扬所谓“创作自由论”，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起应（周扬）、陈望道等左翼作家纷纷撰写文章，围绕着作家的阶级性、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等问题，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文艺的阶级性，对“第三种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左联”在同敌人和形形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脱颖而出，如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丁玲、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求实、张天翼、沙廷艾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