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谈话，鲁迅有意多和许钦文说话。孙伏园和鲁迅早已经很熟了，走到这边说一句，笑几声，又走到那边说两句，笑几声，很随便的。鲁迅也无须注意怎样待他，只是多和许钦文谈谈，除了问问许钦文现在情况之外，对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谈了许多意见。许钦文觉得鲁迅很关心他。

第二次见鲁迅，是孙伏园叫他一起去给鲁迅送戏票。《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编过新剧本，并办了一个戏剧专科学校。当时，北京很少人赞成新戏，有些学生也是摆脱家庭束缚才进这个学校的。鲁迅很支持这个学校。鲁迅重视新戏，自然不是为着个人的娱乐，而是他的一贯革命精神，是要利用戏剧这个艺术武器来宣传新思想。孙伏园觉得看新戏对许钦文会有帮助，便邀许钦文一起随鲁迅先生去看新戏。在看戏的过程中和返回的路上，鲁迅亲切地和许钦文谈戏剧谈剧本谈演出，许钦文觉得收获不校分路以后，鲁迅向西行，孙伏园和许钦文一道向南走。

“今天戏虽说只看得一场，”许钦文感慨地说，“关于戏剧的知识，可得到了不少！”

“是呀！”孙伏园应和着，“大先生讲的关于戏剧的这许多话，其中一大部分，我以前也还没有听到过。今天他特别高兴，戏看得满意，说了这样多的话，也可见他是有意多多帮助你的了！”

五个月里，许钦文大多是跟随孙伏园、妹妹许羡苏或其他朋友一起去见鲁迅的。见的次数多了，觉得从鲁迅那里得到了温暖，终于使他渐渐摆脱了那种心理上怕见人的病症，自己也奇怪怎么连早就敬仰的鲁迅先生那里也不愿意去走动。后来，他多半都是自己到鲁迅家里去，而且去的次数越来越多。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独自一人到砖塔胡同去看鲁迅。在西屋里坐下后，交谈了一会儿，鲁迅把刚刚写好的《幸福的家庭》原稿拿给他看。他认真地阅读之后，先在那房间里仔细地观察，又到隔壁吃饭间去看了一阵，进一步领会写实的意义，对于怎样运用环境的现实写作小说里的背景深感兴趣。这篇小说是通过假定创作这小说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好，只好凭空定在a。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来。在猛烈讽刺这派人的同时，提醒青年不要盲从他们。过了个把月，1924年3月，《幸福的家庭》在上海《妇女杂志》第10卷第3号上发表了。

一天，许钦文照例到北大去听每周一次的鲁迅先生讲课。他走进教室刚刚靠边坐下，突然听到人们的议论“许钦文大概已经长了胡子。”

“许钦文的年纪总是不小的了。”

原来，在鲁迅的《幸福的家庭》这篇小说主标题“幸福的家庭”五个字下面，还有一个副标题“拟许钦文”四个字。并且在《幸福的家庭》全文的末尾，还有一段“附记”“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的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我觉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于如此沉闷的。但就大体而言，也仍然不能说不是‘拟’。”

鲁迅的《幸福的家庭》在《妇女杂志》发表以后，在北京东安市场等处都有出售，许多来听课的人都已经看过了。大家一议论，许钦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低着头怕被熟人发现，幸而鲁迅先生这时走进教室来，人们谈话停止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想，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一文，虽然在大字标题下面只有“拟许钦文”四个小字，文章后面有个短短的“附记”，可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