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急忙抽出信纸来看，竟然是一封绝交信，信中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了！”鲁迅让佣人去请周作人过来谈谈，被周作人拒绝了。就这样，兄弟情谊终于中断了，团圆家庭终于决裂了。8月2日，在横逆忽至情况下，鲁迅身患着疾病被赶出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

迁居砖塔胡同以后，鲁迅大病一场，到第39天才“始废粥进饭”。鲁迅感叹自己的遭遇，心里感到十分凄凉“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是啊，鲁迅从来不计较自己，一心只为着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1909年6月，鲁迅本来在东京正在好好地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的，突然决定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这是因为那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哥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里的“几个别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利让弟。

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中国，和鲁迅、母亲鲁瑞、鲁迅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起，先后同住在绍兴祖屋和北京八道湾，一大家人和和睦睦何等的好，这是鲁迅最希望的。为了这一家人，鲁迅不仅负担了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而且连周作人岳父羽太全家都要鲁迅接济。鲁迅每月拿到薪水以后都向东京羽太家寄钱，还要专款资助羽太的儿子重久的旅游费用和女儿福子的学费。

1915年，鲁迅研究乡邦文献取得成果，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名让弟。

1917年春末夏初，鲁迅和周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作人忽然发起高烧来，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病而死，因此，鲁迅非常着急和担忧，急忙去请来了德国医生悌普耳诊病，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是出疹子而已。鲁迅惊喜地说“瞧，起孟长这么大了，竟然还没有出过疹子！”

忆往昔，鲁迅怎么能不寒心呢！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鲁迅幸亏从八道湾被赶出来，才能够量入为出而有预算地安排生活，以至还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需，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此时，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收入作者在“五四”时期（1918－1922）创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15篇作品。

附记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2日下午，鲁迅拖着患病的身体离开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周作人企图把房子卖掉把钱独吞。鲁迅抓住他贪财独占的弱点，表示“卖掉是可以的，不过也得要分给我一份。”由于这个缘故，八道湾的房子没有卖出去。但是，鲁迅逝世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周作人做了汉奸伪督办，就将房契换成他的名字，窃为己有了。羽太信子则又将周宅改为羽太寓所，每遇什么事便在门前扯起日本旗。而且，周作人还到西三条去将鲁迅藏书编成中外文书目，交南京和上海的汉奸组织估价变卖。这是后话。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