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正常人。

莱恩很想吐槽，非常非常想，但又不敢，只好憋在心里。

“但就算这么说，你短时间想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罗贝尔作沉思状，不一会儿说道，“不如你暂且就当自己只是一般俘虏，和其余人一起生活。如果能说服一些人接受我，自然最好，当然也不强求，如何？”

莱恩将剑柄末端抵在心脏前，躬身恭敬道：“遵命，大人。”

打扫战场作收尾工作时，太阳早已落山，夜幕笼罩大地，凉爽的春夜不需要搭建繁琐的大营。士兵们从随军的辎重马车上卸下浸油的麻木，用就地取材的木棍搭好小帐篷，便三三两两地围在石头和木柴搭成的小篝火边，跳着庆贺胜利的舞蹈。

庆祝没有持续太久，在将马车酒桶里的啤酒分给全军将士后，众人便各自回帐，地为床、天为被，度过了幽静的一夜。

“文艺复兴之父”弗兰契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十四行诗闻名，早年学习法律，后于教廷供职，担任机要秘书。彼时教皇被囚于法国的阿维尼翁，失去领导者的罗马教廷腐败堕落，民众苦不堪言。1347年，罗马爆发大规模手工业者起义，“为民请命之英雄”柯拉·迪·恩佐在天主教世界的心脏建立了民选共和国，并当选首席保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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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由于柯拉雄心勃勃的共和制改革触及了罗马贵族的核心利益，某一日，被煽动的暴民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柯拉的乔装打扮被识破，被砍下头颅后尸体于广场倒吊三日，最终抛进台伯河。

柯拉死后，彼特拉克心灰意冷，他辞去教廷内一切职务，接受了好友薄丘伽的邀请，前往佛罗伦萨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柯拉死于暴民之手后，彼特拉克不再热衷于民主共和事业，而是将目光转向人文主义。

他主张“法的精神”，同时反对暴民政治和封建秩序，认为唯有匍匐在法律之下，民众才可得到真正的自由。

罗贝尔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的，正是彼特拉克翻译的《论法律》与《论义务》，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与法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暮色仓促，他没有令士兵给自己搭帐，也没有自己动手。他随便拿了把小凳子，坐在尚未燃尽的篝火旁，就着微凉的月光与熹微的火星翻阅这本从科隆图书馆中“借走”的宝贵书籍。

他手上的两本老书都制成于印刷术普及前的时代，封面的右下角标志着原作者、译者与抄书人的三串长名。

在这个最后与他明牌交战的敌方即将覆灭的当下，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再是如何存活下来，而是如何统治一个崭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还没有完整的成文法，没有基本的政治结构，有的只是来自千百年前法兰克时代的历史惯性——领主的农奴庄园，层层效忠的封建秩序，忠诚的骑士精神。但那更遥远时代，譬如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法治精神与人文主义，则相对没落许多，仅仅作为民间学者书桌上的参考资料，而不被纳入严肃的政治考量。

附庸风雅的领主或许愿意资助文艺复兴艺术的潮流，但不代表他们愿意接受文艺复兴真正的内涵：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并不尽等同，其精神首先在于相对于往日“以神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主张，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认定人类本身才是追求幸福与实现理想的主体，并由此劝导群众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倡导人性的解放。

人文主义者反对将理想化甚至虚构的“神性”强安在人类头上，而是歌颂人本身不完美却依然崇高的智慧力量，意大利是天主教统治的中心，最残酷的压迫酝酿了最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