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抱负，变成了一笔三翻四覆的乱账，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争的悲剧。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当政，保守派得势，司马光在元祐初年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推翻。王安石当时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做过两任宰相的大文人在南京郊区江宁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住着。有一天，他听到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苏东坡来了。君子与君子之间，不管政治观点多么对立，心头总有一份潜藏的互敬。王安石决定去见他。

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之后，已经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传遍全国的佳作，他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过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东坡的，苏东坡看自己灰头土脸，衣服打扮也不对，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这个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两个疲惫的文学大师还一起游玩了好几天。玩的时候当然不可无诗，一写诗，两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去的，那是一〇八六年四月，司马光下令厚葬。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告别人世。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作“元祐党人”，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在元祐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文化巨匠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无可挽救。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有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全部过程，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和凄楚笔触。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吟诵这些人的作品，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

陆游最典型，一生企盼战斗，直到死前还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名句，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号醉翁，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到了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我很想做一个专题研究，题为《从“醉翁”到“放翁”》，来扫描宋代文化人格的演变过程。

王牧笛

和陆游一样，辛弃疾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一直渴望“沙场秋点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是喊着“杀贼、杀贼”而死的，这一年是一二〇七年，距今八百余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文化义士致敬。

刘璇

文天祥的命运可谓是最坎坷的了。一二七六年元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就被太后派去与元军谈判，被元军的将领伯颜羁押，逃出来以后又与当时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意见不合。后来文天祥领兵到广东一带抗击元军，但两年后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岁被处死。文天祥的身世与当时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可用他的诗句来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面对恶劣的情势，文天祥的态度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