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怎么样？彼此利益各有冲突，互相观点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各有角度，大家在记述中难免包含着大量的隐讳和夸张，又缺少当场对证和辩驳机制，时间一长，所谓“客观”的历史几乎无从谈起。这一点，二十世纪的法国新史学已经尖锐地指了出来，他们到后来只相信“心中的历史”，或者说，只相信历史在集体心理中的个别投影。这就是说，过去大量看起来“确证无疑”的历史，其实都有明确的主观立场，只不过在西方现代，都被科学主义的客观形态掩饰了。司马迁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与当时流行的官场意志相比，已经比较客观了。他把官场不喜欢也不在意的那些群落，比如失败的英雄、孤独的侠客和其他种种“边缘人物”，也都一一写了进去，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立场之外的世界。

其二，司马迁怎么知道项羽唱歌、虞姬自杀的具体情景？他其实有过不少考察，不仅有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还亲自到过那些地方，搜集过各种传闻。如果司马迁还在，你问他，他会告诉你当时是根据多少资料的集中对比才作出最后选择的。但他不知道两千年后会有一些西方史学流派的博士论文必须以注释来证明每一个观点的来源。如果知道，他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不想做“历史学博士”，哪怕是北大的。

因此，司马迁的史学是一种“文学化的史学”，而不是“科学化的史学”。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在写史，因此他的文学又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写到传说的地方，他会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传说，彼此心照不宣。

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年轻的读者才会对这样的传说产生了合理的疑问。司马迁其实没有消灭这些疑问，也没有消灭自己说法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这对于一个古代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可以评判他的得失利弊，但是，从更宏观的历史悖论来看，我们现在的选择，真会比司马迁更好吗？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信心。

萨琳娜

秋雨老师，您认为《史记》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对中国这个官本位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种促进，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制约呢？

余秋雨

司马迁的基本思维确实是“官本位”的。第一，他是一个史官，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第二，身处英雄的时代，使他对汉武帝的业绩由衷地钦佩，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价值判断的主轴。

当代中国学者太懒，不知亲自考察和思考，只会顺着两千年前的观点来讲述历史，一切都是朝廷博弈，权谋高下，名士沉浮，几乎不理当时的社会生态和民众心理。此风沿袭到现代史研究，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例如，写“”总是停留在“红墙”之内的政治升降，派别胜负，而完全无涉几亿民众的真实生活。官场、官场、官场，政治、政治、政治，这种取向，恐怕连司马迁的在天之灵也会频频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