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军都督王金发委任周树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并给办学经费二百元。周树人请范爱农来做教务长兼教员。周家与师范学校相距不到一里路，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径直走来找周树人聊天。他们谈的无非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笑。直到夜晚十点多，范爱农才打了灯笼回学校去。他又做事又教书很勤快，周树人很佩服，但许多人不喜欢他。

范爱农之所以不受人喜欢甚至时而还受到社会欺压，其根源在于他性格和行为与中国社会势力和习惯格格不入，这一点早在他去日本留学时的行为就已经表现出来。那时候，一般到日本去留学的学生，大都选择那种入学后可以拿到官费、在校学习不难拿到毕业证、毕业后说起来资格很响亮的学校，而毕业后或回国后又容易找到较好的职业。可是，范爱农则不然，他却选择了一个私立的物理学校，不仅不容易升级和毕业，而且因为是私立的，没有大学、专门的字样，回国以后，资格就不及别的学校那么响亮，当然找职业也就很难。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做事的举动行为和中国的社会势利和习惯多么不相吻合。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在很势利的社会里谋生，是行不通很吃亏的。虽然他待人很好，但社会不欢迎他。他自己也觉得受到冷遇，脸面上总是冷冷的不高兴的样子，总是流露出一种渺视一切的目光。

范爱农头上还是戴着那顶毡帽，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布袍子，脚上穿着一双布底布面的鞋，像是一个卖渔人的样子。他到都督王金发那里，常常用手摸摸都督的光头，用钝滞的声音叫一声“啊，金发大哥！”这时，都督自然很窘，毕竟现在人家已经是绍兴军的都督，不是从前可以随便开玩笑的时候了。可见他为人处事行为十分缺乏检点。

一天，一个学生来找周树人，慷慨激昂地说“王金发他们还是不行，我们要办一种报纸来监督他们。发起人，我们想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陈子英，另一个是孙德清。为社会，我们知道先生是不会推却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周树人答应了。

民国元年年初，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创刊了。这份报纸创刊伊始，便骂军人员，之后，便骂都督及其亲戚、同乡、姨太太。

《越铎日报》骂了十几天，就有消息传来，都督生气了，说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听了这个消息，周树人的母亲可急坏了，叮嘱儿子不要再出去了。但是，周树人照常出去活动，而且写信去要办学经费，又取来了二百元。不过，王金发似乎有些怒意，传来命令说不要再来要了，没有了！

这时，范爱农得到消息说，所说的“诈缺并不是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一笔给报馆的钱。原来，报纸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派人给报馆送了五百元，报馆的少年们研究之后把钱留下了，算王金发作为报馆的股东，但是股东不好是照样要挨骂的。

周树人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果然是真的。他略说了几句不该收王金发的钱的话，一名会计马上不高兴地质问“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周树人没有再说什么。明摆着，他如果再说下去的话，那些不懂世故的少年学生就会斥责他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做出牺牲。说不定明天还会在报纸上说周树人如何怕死，如何被王金发吓得发抖呢。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中华民国临时已在南京成立，蔡孑民任教育部长。许寿裳从南京来信，请周树人速往南京。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有些凄凉地说“这里住不得，你就快去吧！”

于是，周树人到都督府辞了职，准备起身到南京去。

绍兴军对学校本来就不重视，加之学生办报馆惹下一些事，周树人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