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回到东京，仍旧住在“伏见馆”。这时，一批岩仓铁道和明治法政的专科学生也住进来，他们虽然没有头顶“富士山”那么面目可恶，却都是一些热衷于升官发财之辈，语言很是无味，整天吵吵闹闹。特别是，有一个被他们同伴称为“法豪”的家伙，白痴似的大声说笑，隔着两个房间也不得安宁。尤其是，他们对洗浴特有兴趣，只要浴室一开门，他们就都钻了进去，毫不理会公寓里的有关规定。本来，周树人是这家公寓的老房客，每次浴室开门都是先来请他，可是每次都是被“法豪”辈们给抢了去。其实，他倒不一定要洗，只是这件事很让人生气，所以他决定搬到别处去祝不久，周树人搬到了本乡东竹町的“中越馆”。这原来是一家人家，因为有了三个寄居的客人，警方一定要求以公寓论，于是便挂了一块“中越馆”的牌子。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儿，住在一间屋里，其余房间都出租。地点很清静，但房费较贵，饭食也很差。一种圆豆腐中间夹些素菜，美其名曰素天鹅肉，煮得味道很不好，三天两头的吃，真有点吃伤了。还有那个老太太进屋来取水壶或油灯时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叫人看着不舒服不喜欢。

周树人在这“中越馆”的楼下住，大小两间，大间的纸窗朝西，曲尺形天井里种着树木，所以朝西的窗户在夏天也不会觉得西照太阳晒。平时客人来就在大间里坐，冬天炭火盆上放着开水壶，随时可以给客人冲茶水喝。这里比起公寓方便，来的客人也比以前多了，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等一帮人常来，也不管阴天雨雪的照样来，一来就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扯上半天。到了中午，主人抽屉里如果有钱，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就只好用普通客饭了。中越馆的一段日子虽说过得穷点，可也是最潇洒的。

周树人再次回到东京的目的在于实现文艺运动计划，而计划的重点是创刊发行一本文艺杂志。杂志的名字，大家提出来好几个，都是取自古代诗词，如采榷离骚》中的词“赫戏”之类的，不浅显易懂。周树人想起了但丁名作《新生》，认为用“新生”作为杂志的名称好，具有“新的生命”之意。许寿裳等人都赞同，也觉得“新生”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于是，杂志名便定为《新生》，还加上了名称的拉丁文。

创办杂志需要人手，周树人邀请了好几个朋友来参加工作。预定的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其中，袁文薮比较富裕，表示愿意为创办杂志垫付印刷费。有他的支持，周树人便着手筹备工作，约稿子，画插图，并亲自设计杂志封面，做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可是，正当杂志创刊工作顺利展开的时候，袁文薮突然决定要往英国去读书。周树人和袁文薮谈好，约定他一到英国就写文章寄来。袁文薮也表示，到英国以后就把稿子寄来，创办刊物所需费用也一并汇过来。然而，他一去便杳无音信，更不要说寄文章汇款来了。三人撰写稿件还可以，重要的是筹不出印刷费来，一般官费留学生一年只能领到四百元钱，当时公立专科的留学生才领到四百五十元，靠他们三个人筹款印杂志是不可能的。《新生》杂志出版日期往后推了一天又一天，看来，《新生》杂志的创刊发行一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过，周树人倒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地逛书店收集书报，回来在公寓里灯下阅读翻译，为他的文艺运动做着准备，这阶段，周树人很少到德文学校去，就在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用功。他早晨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杯牛奶都不喝，只是抽烟看书，中午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果没有客人来，他便到外边去看书，晚上仍然是抽烟用功，每天总要过了半夜才睡觉。这期间，他和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到一位流亡日本的俄国女人那里学习俄文，但由于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是拿不出来，学习了半年只好不去了。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许寿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