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钰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税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贸易……

只能说，别看刘钰在欧洲叫的凶。

可大顺是真没脸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

都不必提大顺的诸多海外贸易政策、对日专营权的强加封建义务等等。

就说大顺有着此时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地契买卖，官方承认，子孙世袭、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此时全世界几乎唯一没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国家……可实质上在很多地方，却实行着越发严格的禁止商人买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顺，刘钰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切入点，而农业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