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而且是他们领头组织起来的。试图要挟对抗，从而保证自己继续还有煎私盐的利益。

这里面不是说场商想要卖草荡、得圈地补偿。

圈地给的那点补偿，只能给明面的。那些法律上“无主”的草荡，圈地公司是直接在朝廷那里承包的，是不可能给他们一分钱的。而且这官司，真的是哪怕打到北京城，这些场商也不占理。

但如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场商还能怎么办？

退一步，当堂反悔，说自己其实不想被圈地，是兴国公逼的。因为要是不同意圈地的话，兴国公就要查自己煎私之事。

煎私盐，真要是查起来，要赔的钱可就多了。

这种事，基本可以理解为大明前期的反贪。地方上的钱到底够不够用，皇帝心里是有数的，定一个极高的圣人标准，然后皇帝手里就有了绝对正义的执法名义，想办谁就办谁，而且是以反贪的名义。

私盐也差不多，商人入场之后会什么样，朝廷是傻子吗？但法律就在这摆着，还真就有理由办这些煎私盐的。

很多法律是不明说的，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压根不可能依法办事的。真要依法办事，那事可大了去了，不只是盐业，包括土地、田产等等，不合法的问题多了。

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

简单来说，明初时候，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但是，这部分粮税的基础，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

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乱七八糟的投靠、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

散装到县了都。

其实，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草荡所有权”问题差不多：

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

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地方基层崩溃，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除非来一次大洗牌，否则只能是按照“明明违法、但默许不深究”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

就拿圈地这事来说，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真的不要太简单。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

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

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

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

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也只能这样。

这种切换，使得总有一款“犯罪”适合这些场商。

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还能怎么办？肯定“自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