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大顺摸准了士大夫的性子：大顺对他们的羞辱，潜台词是我大顺得天下和你们这群虫豸不一样。

而士大夫则需要赶紧论证，不，你大顺能得天下恰恰是因为你们践行了我们的大义，还是我们在指导你们，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说大顺能建国、能成功？不是你们反对我们的思想，恰恰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践行我们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你们才成功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们。

之前有人扭曲了儒家，他们是假儒。

由此，也就引申出了新的“得国之正”的概念。

然后，怀念前朝的儒生，会自发主动地去幻想和假设。假如前朝怎么怎么样、假如前朝这般那般做、假如前朝如此那样搞，那么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这种幻想和假设的结果，就是“要是当初多用点霸道，虽然不是正统王道，可那也比亡国亡天下要强”的方向上。

在引申出了大顺“得国之正”的概念，并且重新定义了得国之正的论述后，大顺以大顺得国之正的意识形态去定义了大明得国之正。

李来亨去拜祭了明太祖陵寝，并且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研讨的目的不是去论证大顺代明是合法的，而是去让这些士大夫畅所欲言谈谈强盛的大明为什么后期变成那个鸟样了。

这就是一场著名的“修补”大会。因为“保天下”的前提，是基本承认前朝的土地契约，最多只能永佃减租而不会去均田了。

那么，大明后期败亡是因为啥？士大夫来讨论，自然不会触及到根本的土地兼并问题。

不能动骨，便只能动皮。

动皮嘛，修修补补。

那就有意思了。

言官？太监？江左妄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吏治崩坏？军制？不集权？收不上税？清流？道德败坏？藩王？抗税？

不谈本质，只谈皮毛，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有可能是原因。

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强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干，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干了”。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情况下，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潮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