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小说，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有人说，此真春秋遗风，战国士尚存于扶桑。古之道义，本朝失之久矣。

天子失礼，求诸于野。

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给予了全面的批判。

当然，不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批判——春秋战国养士之风，在于分封制，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离开主人，这些士是活不了的，只能依附主人生存。

如今，最像分封制的，就是盐政那一套。

信陵君孟尝君等，都有自己的封地、田产，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

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父子继承，新人无法入行，盐引永世不易，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

只有分封制，才能养士，才有所谓武士精神。

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门客、清客、豢养儒生，为其鼓吹，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

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它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那一套，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

欲求赤穗之士，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

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试问天下，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

程廷祚当时看完，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

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义。

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什么是大仁、什么是小仁？

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

有句话讲，叫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父亲靠卖字为生，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而是中高端的那种，养活他读书。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因为其岳父也认为“圣贤者贵于致用！虚谈性命，惫神章句有何用哉”？不但因此得了老婆，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鼎力支持。街坊里邻，也多喜爱，遂自小产生了“泛爱，不独爱其亲”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