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距离中国更近，但却因为白银不足的问题，使得他们不能够用便宜的中国货在东南亚销售。

有限的白银，要用来购买利润率更高的货物。这就使得他们往印度和东南亚销售的小商品，是价格比较贵的欧洲货。

同时，因为巴达维亚的特殊政治地位，又使得所有交易都必须要在巴达维亚中转。

船要先来巴达维亚，配货分装之后去印度，换了棉布之类，再来巴达维亚分配，发送到各个地区。

有时候又不得不考虑货币不足的问题，不得已减少货物供给。

减少货物供给、又保持垄断，那么显然，必然会导致走私横行——西班牙给荷兰人上过好几次课了，自己货不足还非要垄断，这不是找着被走私吗？

现在大顺这边接了荷兰人的盘，至少在货源这个问题上，杜绝了荷兰面临的问题。

在货源提供上，大顺这边是绝对自信的。

甚至连中国短板的钟表业，历史上英国人都感叹过，往中国卖了二十年的高价钟表和八音盒，结果就是二十年后伯明翰的发条工匠因为二十年的外贸兴盛而多收徒工，然后二十年后集体失业。

再一个，巴达维亚对大顺来说，一文不值。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都”，但对大顺来说，马六甲意义更大，巴达维亚毫无特殊性。

于是，大顺的货船，是在松江府直接配货，配货之后直接拉到南洋的各个城市、岛屿。

白银资本充足，同时又依靠纸币、依靠手工业品的绝对优势地位，建立起了纸币信用。

拉去、卖货、收钱；买香料，给钱。

不需要买办在其中加一层价，也不需要买办来周转白银，直接采取货栈模式：公司自己建货栈，收货、卖货都在货栈。

这一点也是大顺资本与荷兰资本之间的差别。

荷兰的利息太低了，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本规模一直不大，缺钱就发债券；大顺的利息太高了，使得西洋贸易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股本规模就比荷兰那边大得多，因为注定没法借钱，只能靠股本和利润积累，流动资金反倒更充裕。

大顺这边，也确实不需要面临荷兰的“白银紧缺”情况。

大顺的贸易是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出来逆差，海商们也不想这样——这对海商来说甚至不是一件好事，去欧洲装满货、回来的时候除了白银基本空着船，这一来一回是一买一卖，还是只卖不卖，利润区别可就大了，问题是海商们想了半天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带啥——但反过来的好处就是大顺不需要搞那种麻烦的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用钱做中间媒介，而不是买办阶层做中间媒介。

单单是这一点，南洋这边的利润，大顺就比荷兰高出不少。

印度、波斯方面的利润，还要“感谢”荷兰人这几年打开的胡椒市场。

刘钰一直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委员会，也就是赶上了时代的风口，猪都能上天的时代。

就决策能力而言，但凡有点决策能力，也不至于导致巴达维亚甘蔗园无序扩张导致的华人反抗。

胡椒问题也是这样。

第二次英荷战争，因为航线被掐，导致欧洲市场的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暴涨到1.1弗洛林一斤。

十七人委员会一看，这价格不得赚飞了呀？

于是下令巴达维亚，使劲儿囤胡椒。

他就根本没琢磨琢磨，为什么胡椒价格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会暴涨。

如果说，头一次这样也还能理解。

实际上第一次英荷战争的时候，就出过类似的事，也是战争导致胡椒供小于求，价格激增，然后暴跌。

就算是条狗，第一次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二次再摇摇铃给口饭吃，第三